这种制度最早出现在唐朝，但直到大齐才真正确立为必须的措施之一。

据说推行糊名制和太祖皇帝有关，当时他还说什么“考生籍贯名字必须写在分割线外”，因此朝廷特意印制了一批有分割线的稿纸。这种特殊稿纸，后来也就成了考试专用纸，不仅省试、殿试用，州试也用。

当时许多文官并不赞成糊名制。

道理很简单，朝廷取士，不仅要看才学，品行也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固然只要有条件，每个人都有读书的权力，可学问好不代表就一定可以做官。如果一个人风评不好，才华越高，对百姓伤害也越大。

因此，大齐之前，朝廷科举，也要考察举子的品德。凡品行不好的，不阻止他参加科举，但也有权不取他。

结果糊名制一出，阅卷考官只能靠文章策论取士，根本不知道好文章出自何人之手，品行又好不好。

太祖皇帝却坚持认为，糊名制才能保证公平。

道理大家都懂，前朝取士，经常出现才学寥寥，因为会钻营而被主考官看重，从而中第的情况。而且这也导致请托、投献成风，站在皇帝的角度，确实弊大于利。

但是，糊名制就一定能阻止作弊吗？

显然不是。就像沈半城说的，只要有心作弊，在卷面上做约定的标记，或者在文章中用一些特定文字，都能轻松突破糊名制的限制。

不过正如秦行之分析得那样，大齐读书人还没到为做官不择手段的地步，因此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至少，朝中大佬还不屑于为后辈徇私。

例如杨旭身为礼部尚书，他的长子，也就是杨采薇的父亲，就一直没入仕。这固然有考虑到大儿子性格不太适合做官的因素，但杨旭严于律己，不想被百姓背后指摘，也是重要原因。

如果大家都不要脸了，即使太祖皇帝拿出“誊录制”，恐怕也无济于事。

据说太祖皇帝当时还问了个问题：“大齐州府划分基本延续前朝，朕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咱搞这个科举制度，要不要分州府取士？比如杭州府作为京城，取士的条件稍微宽松一点。”

文臣们断然否决：“都是读书人，怎能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