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理由感谢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这里取得了他从没有想到过的成功。

在一派和祥的气氛中，我收下了他进献的中华汽车公司生产的第一辆车。当然，我是不会对这种车有太多的兴趣的，出于某种目的，当天下午，送给他们我的赐名帖的太监便传了我的旨意。不，是订单，额外再定购三辆。出于某种目的，我将要把这三部汽车赐给三位亲王。

正月里，除了削发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冲击外，最大的冲击就是来自内阁最高长官张之洞请旨颁行的各项刺激工业发展的法令，民间资本进入工业，是他这一年冲击的重中之重——利用手中的权力，他走了一招险棋：在二五期间内，冻结全国土地买卖四年。

这着险棋的意义实在极为重大。这也让我在面临他呈上来的这个决定时，也不由一呆。的确，这样可以制止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也同时可以刺激游资进入工业。但是他这一招，得罪得不是别人，而是他这一个官职。他所在的党派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大地主阶级。

看来他为兑现他应承我的工业数据上的诺言，他豁出去了。

当然，那些地主们很快就会发现，工业带给他们的回报将会是农业无法达到的，但是在初期，他是肯定要冒险的。

首先的压力就是来自皇家和研院，那些基本上什么都不怕的惯会说风凉话的人，很快就跳了出来，利用我赐予他们的对朝廷决策提意见的权利，对张之洞进行了攻讦，说什么不顾黎庶死活等等，因为土地不流通，无地者恒无地。而只能于人为佃，此消彼长之下，佃租必然会提高，底层农民的利益肯定要受到侵害等等。

我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说的有些道理，但是他们这种只知说风凉话却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来的为政态度，也极易得罪人。随即张之洞麾下的干将们迅速的展开了反击，云说农民们并非只有种佃一条路，可以去做工，而且即使土地流通，那么无产者就会有产了，你们这些人忘记了无产者之所以无产了等等。说到底，那些人在张之洞这一派面前是毫无优势的，要讲儒学，张本人也是当世大儒，要讲经世，那些人更是狗屁不通。

这一通论战一边进行着，张之洞的新政也在推行着。张之洞不知为何，似乎下了极大的决心，甚至在农历二月里不知如何取得了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甚至在合肥的《皖声报》上发表了支持张之洞的声明。在让人对李鸿章的操守敬佩的同时，也有许多人在怀疑李鸿章是否看准了这个政策必然会导致张之洞的失败，从而鼓励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只有我知道，我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表现出对张之洞的毫无条件的支持，否则这样乱下去，人心猜测下去，他的政令将会被地方官员打上折扣。而我由于京城初定，也不便远离，所以，我只能在口头上加以支持，给动摇的人们一点信心或者说是警告。而也要让张之洞不要安坐京城，要全面地将他的政策落实下去。虽说这样也会给他机会去整肃异己或是加强他这一系的势力，那我也顾不得了。有时候必须要有所取舍，事情从来都不可能只有好的一方面，在利害相权之下，我目前就是要取这个利。

当然我也有信心取这个利，张之洞说到底只是个行政系统的首脑而已，也没有亲信的军队在手，他没有做大事的条件，甚至在某方面来说，他比任何一个总督的危险性都要小。

有时候，支持也不一定要下诏书，中国的官场上能敏感的判别上层政治态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去视察一下张之洞主持的某项工业工程，登在报纸上，就已经足够了。

国内的局势就是这般的在这样的平衡术之下，缓缓的校正着航向，向着我所要到达的彼岸前进。从这段时间的思想冲突来看，二五计划这五年，要比奠基的一五计划要关键的多。虽说是累了点，不过想到将来的三五和四五计划一定会是顺顺利利的进行，整个国家都在围绕着发展工业而努力奋进，想一想，这些年的苦累也值得了。

而在文化界，新年里，也有了一件令人自豪感和兴奋感油然而生的重大事件发生——殷墟甲骨文首次被发现。教育部左侍郎，中学司司官，前国子监祭酒王懿荣，高价购得了一部分甲骨文残片，并在自行研究了半年时间之后，正是敬献给了我。这让我大喜若狂，上天助我！上天真是助我！

甲骨文本身的价值尽管已经是令人震惊了，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我兴奋到如此地步。

其一是祥瑞的作用，这对于我酝酿的明年的一个大举动有绝大的意义，上应祥瑞，对于这个古国的重大政治变化的意义，我用脚趾头想就能想到。而在这一年国家有些稍稍思想混乱的年份里，这一份老祖宗的东西出土，对我的意义就是更加的明确，对于教化部的那些人来说，这些东西的价值比任何东西都珍贵！而中华的民族自豪感，也将由这个东西的出土，得到极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