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渝身上这种涵养与人性，在这个旧时代的社会中是很普遍的，却也不是太稀奇。在传统的儒家文人身上非常普遍，而这些具备良好道德修养的文人，一般在地方上都是受百姓尊重的士绅。

在北洋大时代，是一个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而具备原则的传统文化人士显然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西方文化人士的对手，最终整个民族丢失了这种涵养和气质。

袁世凯显然发现江渝的气质更接近于传统文化，这让袁世凯很是诧异，问道：“子恒你十三岁就留洋欧洲，一去就是五年，怎么对国学如此精通？”

江渝笑道：“小时候曾和一位盲派命理师学过一些命理，六岁时拜在恩师张占魁门下习武，对易理、命理、医理和道学都有些研究，只是除武学之外，其余大多都杂而不精，对传统的儒学亦无建树。”

“那也不错。”袁世凯不由释然，若是钻研儒学，培养出来的文人虽然原则性很强，很有风骨，但却很容易变成书呆子。只有道学、易理这种学问，才能培养出最精明的人才。不过学过命理的人，大多都相信因果报应，底线和原则甚至比儒家文人还要强。

而道家讲究“不争”，这一点却是从辛亥年开始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小子对中央政权从来不争。

但又有所争，地方政权他很上心，对外战争更是能够逆流而上。

显然这种人是最难对付的，因为道家虽然不争，但却是最“鬼”最精明的，在袁世凯认识的人当中，也许只有山西军阀阎锡山能和江渝相比。

也是江渝这种不争，并且表现得足够强大，使袁世凯断绝了对付江渝的念头，这样双方都有好处。

而对于江渝来说，袁世凯也是他能够容得下的，首先袁世凯也有传统文化徐熏陶下的涵养和人性，再则袁世凯很大方，在很多地方都愿意让步，与这样的人合作无疑是最好的。

经过这次会晤，两大都能互相克制的军事集团正式走到了一起，同时也正式确定下了双方的分工。

首先双方都发展军事，虽然双方正是分工，但军事依旧是根本，就算是在合作，起码得双方实力差距不会天差地别，起码两大军事集团还是都存在一丝最后的防备。

军事之外，袁世凯负责政治，江渝负责工商业发展。

但地方财政的问题，依旧是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这也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最后的一块疙瘩。

4月20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国防军、北洋军两大济南市集团正式在河南举行中原大会操。

这次大会操，相当于是一场军事比赛，与军事演习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