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几个警员正笑着商量买什么夜宵好，墙上大圆钟的秒针缓慢凝重地走着，每走一秒，我的神经就绷紧一根。

一会儿工夫，年轻警察夹着一叠档案回来。

那牛皮纸袋里是我的资料，他认真地琢磨着。

“判刑七年…挺长的，刑事犯。”他低着头，喃喃自语。

我沉着脸，脊椎上伏着一巨石一样，再多过一秒就要倒下。

“非法持有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数量教大者要处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你知道吗？”年轻警察缓缓地开口，半只眼睛吊起，悬在档案上。

这番话如此熟悉，七年，刑法，徒刑，这些支离破碎的字眼多年之前也回荡在庄严肃穆的法庭里。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摇着头，几乎要晕厥过去，如果再一次失去自由，那比死亡都恐怖。

背后传来开门的声音。

年轻警察瞟一眼，冷笑，“来了。”

我机械地转头，看见了钱同，他整个人木木的，两眼呆滞，灵魂出窍，手上被铐上了。

“钱同！”我大叫。

“不许说话，不许交流，不许使眼色。”年轻警察立刻用手扣击桌子。

我被迫转过头来。

继续接受讯问，我的神经高度紧张，害怕说错了什么，像电视上那样被作为呈堂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