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戈不由打了个冷战：“八年抗战，我们和日本人在战场上结下血海深仇，可战争一旦结束，我们还不是以宽大仁义之心对待他们？而现在，我们的对手毕竟是中国人啊。”

王蒲臣冷笑道：“那不是对日本人吗？这叫内外有别，光复那年，我们对沦陷区的政策是这样的，日本军人和侨民，除了少数罪大恶极者，全部遣返回国，不予追究责任。而对投靠日伪政权的中国人则一律以汉奸罪论处，大部分被判了死刑，为什么会这样？按常理判断，有了侵略者才有汉奸，前者是因，后者为果，无论如何，侵略者的罪行要大于汉奸的罪行，可我们为什么只对日本人有宽恕之心，而对当汉奸的中国人却严加惩处？我看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也是这样，自民国十六年以来，我们对共产党采取的是赶尽杀绝的政策，反过来他们也是如此对付我们，双方谁也不会手软，这个仇算是结大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我们可以宽恕日本人，但决不会宽恕共产党。”

徐金戈搔了搔头皮道：“长官，我从小练武，读的书少，也没进过洋学堂，在八年抗战中，我的工作主要是在沦陷区从事情报收集和抗日锄奸活动，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交道，您刚才提的这些问题我还真没想过，为什么会这样？请长官明示。”

王蒲臣望着窗外隐隐约约的西山，目光迷离，嘴里喃喃道：“答案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也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长官，我终于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金国是侵略者，秦桧是汉奸，七八百年过去了，金国早已消失，我们对金国烧杀抢掠的罪行也早已淡漠，可秦桧的行为却永远留在国人的记忆中，他至今仍跪在岳飞坟前，身上挂满了游人的唾液，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宽恕是有界定的，特别是对于来自同一种族的敌人。”

“小徐呀，我说你是个人才嘛，你很有悟性，一点就透，你别看中国有四万万人，能有多少人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领悟？我感到怀疑。从这个角度看，马汉三和乔家才都是缺乏政治远见的庸才。不错，这两人在沦陷区潜伏多年，为抗战立过大功，称之为英雄也不为过。可北平光复后，民生凋零，百废待兴，他们却把心思放在争权夺利、投机发财上，没几个月时间，个个都是‘五子登科’[1]

啊，黄金美钞捞足了还不够，他们还要当什么‘国大代表’。这些人啊，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肯放弃，唯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忘了共产党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已成燎原之势。他们也不想想，一旦江山易手，你那些黄金美钞又有何用？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有什么东西能比执政权力更重要？有了稳固的政权我们就拥有了一切，反之，我们连性命都难保，如果连这个账都算不清楚，你就活该被历史所淘汰。”

“长官，您的结论是……”

王蒲臣猛地转过身来大声说：“我们绝不能失败，因为一旦失败，我们的下场将和那些汉奸一样，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我们的妻子儿女将沦为贱民，任人宰割，永无抬头之日。老弟，我们一定要消灭共产党，这是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拜托了！”

“x他妈的，这日子没法过啦……”文三儿收车回来，一走进车行大门就破口大骂起来。

孙二爷捧着水烟袋正和对门儿杂货铺的于掌柜下象棋，见文三儿一脸的怒气，便问道：“怎么啦文三儿，是谁招咱爷们儿生气了？”

“谁招我生气？我他妈也不知道，是哪个杂种x的弄出个金圆券来？文爷我就骂他。二爷，您说说，这金圆券叫钱吗？还他妈的顶不上擦屁股纸，咱长这么大还没用麻袋盛过钱，这几天上街拉活儿我得带上两条麻袋装钱，今儿个一上午我挣了足足两麻袋金圆券，搁在车座儿上比他妈拉个大活人还沉，到了中午我用这两麻袋金圆券买了两根油条，卖油条的李老六数钱就数了一个多钟头，数得头都大啦，数完钱他回身给我拿油条，一脑袋就撞在门框上了，脑门上肿起个大包，还没来得及揉揉，得，又来了一位爷，愣是扛了四麻袋金圆券要买油条，李老六当时就急啦，说：操！我他妈不卖了，这哪是卖油条啊，这是收烂纸呢。我说，李老六你小子知足吧，那油条不卖了你还能自个儿吃，文爷我招谁惹谁了？两麻袋票子才买了两根油条，还不够塞牙缝儿的，我找谁说理去？”文三儿愤愤不平地骂着。

文三儿的怒骂也勾起了孙二爷的火，他一肚子的不满正无处发泄呢，于是也跟着骂了起来：“两麻袋金圆券你就骂上啦？你到我屋里瞅瞅，快成中央银行了，好嘛，这叫卖水的看大河——尽是钱了。咱车行里的伙计交车份儿都扛着麻袋来，往我炕上一倒：得嘞，二爷，您受累点点，对不住您哪，麻袋我还得拿走，要不然明天交车份儿我还没家伙使了。我瞅着这一屋子金圆券发愁哇，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发了多大的财，其实我自个儿明白，连他妈的十斤大米都买不来。x他个姥姥的，这一屋子票子搁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呀，昨儿个我雇了那来顺的车，装了六个麻袋，想到银行把钱存上，腾出麻袋来再跑两趟，结果你猜怎么着？银行那儿人山人海，大队排出得有十里地，没见取钱的，都是存钱的，个个都扛着麻袋，我一见那阵势就明白了，我就是排三天的队也甭想存上钱。就这么着，我在银行那儿转了一圈儿又把麻袋拉回来了，瞧着吧，今儿个晚上伙计们再交车份儿我就没地儿睡觉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于掌柜叹了口气劝道：“都消消火儿，消消火儿，您光骂街可没用，还是得想点儿辙把票子换成袁大头，现在市面上就认袁大头，黑市上1枚袁大头能兑换5亿金圆券，您算算吧，按1000元面值的票子计算，5亿金圆券得装多少麻袋？我跟您这么说吧，自打金圆券一出来，我就觉着不对劲，以1元金圆券收兑300万元法币，说好了是1元金圆券含纯金022217克，当时我就不大相信，心说是不是咱又跟老百姓玩花活儿呢？不是咱不相信，是老惦着做套儿把咱往里搁，这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先咱使银圆的时候，物价不涨不跌，挺让人放心。到民国二十四年，强制推行法币，禁止白银流通，用法币强行收兑银圆和民间藏银，就这么一下子，全国的银子都让姓蒋的卷走了。我算看明白了，甭管是什么，也甭管咱归中国人管还是归日本人管，反正被算计的总是咱老百姓，咱打不过日本人，一撒丫子跑到重庆去了，把咱老百姓搁在北平当亡国奴，日本鬼子又卷了老百姓一把，先是把法币兑换成日本军用票，兑换率从军用票1比法币21滚成1比104，最后还禁用法币，全用伪钞。这倒也不奇怪，咱早知道日本人不是个东西，要不为抢东西人家到中国来干吗？咱只当是走夜路碰上打劫的了，自认倒霉吧。但最可气的是光复以后，咱自己的回来了，我心说熬了八年这回总算是盼到天亮啦，谁知比鬼子还孙子，鬼子黑到家了也不过是军用票1比法币104，可咱比鬼子还黑，上来就宣布1法币兑伪钞200，反吃了老百姓一口，《大公报》上都说了，这叫虎狼兑换率。到了今年8月份金圆券出台，又成了1元金圆券比法币300万元。您算算吧，从民国二十四年到现在不到十三年时间，老百姓连着被卷了四把，其中一次算在鬼子账上，剩下的三次可都是咱自己干的，说句不爱国的话，要这么比较，咱还真不如别抗日了，当亡国奴也挺好，鬼子虽说也黑，可再黑也黑不过咱自己的。说句不好听的，您走夜路碰上土匪还好办点儿，跟土匪兴许还有商量，闹不好还能给您留点回家的盘缠，可您要碰上，想商量？没门儿，想扒您三层皮您给两层半行不行？不行，您想都甭想，三层就是三层，一点儿不含糊，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告诉您吧，就因为改行了，改成什么了？改成土匪啦。”

文三儿和孙二爷都是文盲，自然也不会看报纸，于掌柜说的各种兑换率他们听得一头雾水，实在闹不懂。他们最直观的印象是如今票子毛了，而且毛得很不像话，文三儿咂巴着嘴叹道：“如今连逛窑子都不敢去了，从古到今还没听说过扛着一麻袋钞票逛窑子的，还没见着窑姐儿呢自己先累趴下了，哪还有精神头儿和窑姐儿招呼？这叫他妈的什么世道。”

孙二爷说：“文三儿啊，这你就不知道了，你当那些窑姐儿傻呀？人家门槛儿精着呢。我有个兄弟好这一口儿，不吃饭可以，不去逛窑子可不成，那你还不如杀了他。上礼拜他去石头胡同‘翠云楼’会一个相好的窑姐儿，那娘们儿叫石榴，我那兄弟一开始也想拿金圆券糊弄一下，谁知石榴姑娘眼里不揉沙子，人家说了，要么给实物，大米白面、布料绸缎高跟鞋都成，要么您给袁大头、金条、金戒指，就是不收金圆券。我兄弟说，我这儿倒是有根‘大黄鱼’，就怕你石榴姑娘兑不开呀。你猜人家石榴说什么？石榴说，您见过公园的月票吗？您的‘大黄鱼’就只当是我这儿的月票了，一个月之内您随便来，到了下个月咱再商量……”

文三儿深表赞同：“那是，搁我我也不干呀，‘翠云楼’的姑娘要价高，您扛去十麻袋金圆券还未准够，好嘛，您把票子往那儿一倒，就是一座小山，够老鸨数一天的，能把眼儿数直了，脸儿数绿了。”

于掌柜笑道：“文三儿，你当是买油条哪？告诉你，如今大宗交易都是把钞票过秤，一千万元多重，一亿元多重，都有准数儿，真要靠人去点钱，非出人命不可。”

孙二爷吸了口水烟又想起了什么：“于掌柜，前些日子三天两头枪毙人是因为什么？”

于掌柜瞥了孙二爷一眼，似乎嫌他孤陋寡闻，他指了指院外说：“你没见布告上写着吗？枪毙的都是投机居奇的奸商，还有私藏黄金外币的有钱人。8月19日，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除了宣布金圆券的流通和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率，同时还限期收兑黄金、白银、外币、法币，有私存黄金者，格杀勿论。老百姓胆儿小，一吓唬就照办，把家里存的黄的白的都拿到银行换成金圆券了，可也有胆儿大的，就是不去兑换，把金子藏起来，看你有什么辙。心里跟明镜似的，它能没辙吗？想了个招儿，鼓励举报私藏黄金者，举报人有重赏，这下可褶子啦，咱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告密的，一说举报有重赏，把亲爹卖了的主儿都有，那些被枪毙的人，都是被人举报的。”

文三儿很是幸灾乐祸：“该毙，死一个少一个，反正我没有金条，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用不着提心吊胆，要收拾有钱人，我举双手赞成。”

孙二爷不爱听了：“嘿！文三儿啊，你他妈怎么像共产党啊，老和有钱人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