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统制条》与《续降制书》，这两个其实就是皇帝颁布的制度与命令。

官员与军队用制度与命令才合适，民间百姓用制度与命令管理就明显不对。

所以在大定二十二年，完颜雍在这两者的基础上重新编写颁布了《大定重修制条》。

《大定重修制条》的颁布让各级官员可以做到依制依令行事管理。

但还是那句话，《大定重修制条》依旧不是律义。

虽然在管理上做到了合格，但在民事刑法桉件上并没有给出准确的依据。

全凭地方官主观判决。

什么事情属于犯法，什么事情不属于犯法，犯法之后怎样量刑怎样处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历史上原主登基后，因为外无战争，承平日久，这类民事桉件越发显的突兀。

所以原身为解决这个问题便召集群臣以《唐律疏议》《宋刑统》为蓝本新修《明昌律义》的法典。

《明昌律义》也是金国历史上第一个裁定以律为准，即“准律文修定”，的全面性法律法典。

只不过此书耗时太久，直至泰和年间才编写成功，因此便改名叫《泰和律义》。

《泰和律义》翻译过来就是说，皇帝说了什么事不能做，做了就属于犯法的事情了，这便称之为“令”或“义”。

如果你犯了“令”，也就是犯法了，那便要惩罚，而惩罚便称之为“律”。

这便是“律”“义”“令”的解释。

从这也能看出，在古代根本就没有皇权与国法冲突的事情。

皇帝的话就是宪法，一切以皇帝说的话为准则。

皇帝说你犯法了，你没犯法也犯法了。

皇帝说你没犯法，你犯法了也没犯法。

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出现皇法与国法冲突的事情。

皇法即国法，皇帝都可以大赦天下了，怎么可能会出现国法皇法这种分割情况。

律义编成的书籍就是皇帝说的话，告诉别人什么事不能干，如果干了我就怎么样处罚你。

但是皇帝说的话又太多了别人记不下来怎么办。

以前没有书籍的时候，便将这些东西刻在石头上，或者刻在青铜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