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随着大战开始，建康民生状况便变得岌岌可危，生民衣食用度俱有匮乏，一旦在江北再传来大败亏输的消息，民心必将更加动荡，局面也有崩溃之危。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台省诸公们这些日子也是过得提心吊胆，夙夜难眠。心中虽然焦虑，但也只能是干着急，实际上却做不了什么。他们也不能凭空变出钱粮来平抑物价，往年尚可从道义上去指摘那些囤积牟利的豪宗，可是现在钱粮都是明明白白有了去向。

当然也有台辅建策索性直接台令强行压制物价，但这谋议一出口，几乎就遭到了众口一词的否定。

首先，物用紧缺乃是一个事实，而非奸商虚造的假象，如果强行规定物价，那么最有可能的局面就是建康市面上将会一粒米都不再有，原本尚可维持的局面将会即刻崩溃！而且这个时节尚能拿出米粮售卖的，可想而知绝非寻常，很难用强去逼迫他们。如果闹得太僵，那是自乱阵脚。

其次，除了一纸虚令以外，台中也根本没有别的有效手段去控制市场局面。当然，手段还是有的，只是他们难以插手干涉，那就是少府所属鼎仓。

之所以建康城内眼下民生尚未崩溃，虽然物资供应紧缺，但是市面上仍然没有断粮，这也是得益于鼎仓的调控把持。眼下几乎所有入都的资用，几乎都是通过鼎仓的渠道。通过对货源、渠道、市场的多项把持，鼎仓职能之扩大，在如今都下内事上，几乎超过了台内所有官署！

身为少府官长的沈恪，如今在台内甚至已经有一个“卿首”的戏称。从礼法而言，少府卿当然算不上九卿之首。但从当下对时局的影响而言，沈恪有什么头疼脑热，对时局的影响甚至要比王丞相重病不起还要大得多。

而沈恪的事权激增，看似骤然，但是细思之下其实也是有迹可循。首先便是世风的渐变，江东游贾商贸之风大炽，影响时人渐渐不再热衷于囤积广储，而是商贸谋利。

鼎仓立足于建康这个庞大市场，伴随着商路的扩展也是将影响力深入到江东各个角落。在寻常的年景，鼎仓只是充当一个为交易保驾护航，给商户提供便捷的仓储中转媒介。可是随着战事开始，市场需求大增，而掌握资货的民家却很难再将物资直接投放市场，作为连接这二者的鼎仓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市场需要通过鼎仓才能获得供应，而商户需要通过鼎仓才能抵达市场。鼎仓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当然拥有类似职能的还有吴中商盟，但商盟本身就兼具地域性和政治属性，眼下更是成了淮南军用主要提供者，因而其对市场的影响便不如鼎仓。

台中不是没有动念收回鼎仓，但鼎仓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利益集合体，众家之利归于一署，而后利益该要怎么分配，迟迟难有定论。而且都内鼎仓虽然是一个实体，但其真正意义所在还是那蛛网密织的渠道，台中要如何完全接收入手，其难度之大不逊于将诸多地方郡国的事权收归中枢，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甚至就连都内这个实体，台中都很难接收入手，因为沈充来了！沈充虽然不在建康，但是两万多东扬军坐镇京府，真要冲进建康来，也根本难以阻挡。

至于台中为什么松口让沈充前往京府坐镇，说起来又是一笔血泪账。年前台资直接被扣在余杭拖延入都，台臣们俸给甚至都无以为继。及后虽然表态东扬撤州，动作却拖拖拉拉，仍然是生在东南的一个毒瘤。

随着今年战事转为严峻，台臣们也担心此人留在会稽会再故技重施给其子筹措资用，那样一来，许多江东少有置业进项、全仰俸给的清贫台臣们怕是要一年到头、举家餐风饮露。所以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让沈充赶紧离开会稽，让台资能够顺利抵都，至于离开的方式，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有了这些底层台臣的呼声，加之不乏吴人煽风点火，台辅纵然还有迟疑，也实在不好罔顾众愿，加之眼下除了沈充以外，也实在没有太好的人选可供选择。

于是局面就一步步演变到了眼下这个情况，沈充离开会稽镇所赶赴京府，而江夏公卫崇担负着台辅众望南下入郡。卫崇在会稽到底做了什么，好处暂时台中还没有感受到。但是沈充北上的害处，却是已经摆在了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