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昭宗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队友们被偷梁换柱，而是像往常一样嬉戏了一段时间后才逐渐识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昭宗与他们并没有深入地交流，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忠勇可用。

昭宗确实草率了，而他也将为此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最直观的代价就是之前所做的示弱、示乖的努力前功尽弃，等于昭宗也对朱温“图穷匕见”了，君臣二人之间尖锐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用你死我活来形容了。

昭宗到了洛阳后，先是下诏改元，改“天复四年”为“天祐元年”，将陕州升格为“兴唐府”。同时，下诏讨伐李茂贞、李继徽，显然，这是朱温的“诏”，为继续向关中增兵提供法理依据。

几天后的诏书，更明显是朱温的“诏”了：大幅裁撤宫廷办事机构，停止宫女传递诏书口谕；任命蒋玄晖、王殷、张廷范等为枢密使、皇城使、街使，新“三使”同样牢牢把控着皇宫内外和整个洛阳城；禁军的统帅则是朱友恭、氏叔琮；禁军的副统帅和洛阳市长同样是朱温的心腹——韦震。

此时，昭宗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左右侍从、大内工作人员等，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办事员，全是朱温的爪牙。暗杀朱温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昭宗还是想试一试。

某次大宴群臣，昭宗在席间大力褒奖朱温的功绩，批评在座的其它大臣，喝到一半，昭宗外出方便，然后派人传话，请朱温同志单独来曲宴阁，说皇上念朱温同志功业崇高，要与他单独开小灶，以示恩宠器重。

系鞋带乎？赐毒酒乎？还是别的什么乎？朱温摇头晃脑，“对不起，我醉了，怕失态，不去。”

昭宗再派人传话，说既然朱温不来，就请敬翔来。

朱温命令敬翔同样辞以酒醉。

几天后，朱温上奏说军务缠身，辞归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