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大家都苦。但春天很暖和。

小风一拂，苦又散了。

零落的建筑不遮风不挡雨，青松与青豆吹着不知几点的自然晚风，絮叨着最近发生的事。

上阵子，青松开始倒大件。以前新婚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最近时髦了，变成了 “新三大件”——黑白电视机、双缸洗衣机和单门电冰箱。

青豆问，“毛利多吗？”

青松说：“多，但货源太难搞了，本来想给你搞台电视机看看。”他食指拇指来回捻成搓成点钱的动作，眉峰一抬，“没事儿，哥会发的！”

见青豆愁眉苦脸，知道她担心，“赚到钱，以后盘间店，如何？”这事儿他天天跟六子吹。

“你说的！”青豆伸出小指，要他拉钩。

“快十岁了，是个大小孩儿了。”说是这么说，青松仍是勾上她的手指，配合她的咒语，“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当然得说话算话。他可没精力每天循着些破烂砖头粉笔痕迹，找离家出走的妹子。

再苟一阵。

青松也知道当倒爷是刀口舔血，不是个长期的活儿，成天盯着市场价格，东城西城四处跑，要关注报纸，要看派出所眼色，要四处探口风，就为搓出个差价。

没办法，过年他都不敢带青豆回去，一张张嘴等着要债吃饭，别再把孩子吓瘟了。

到家，青松从怀里掏出了折痕遍布的牛皮纸信封。

这信封显然多次利用过。